王李焱(化名)不久前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成绩,总分291分。然而今年的A区考研国家线是315分,她报考中央民族大学的法律硕士专业落榜了。在查询网站上公布的成绩汇总表时,她发现,专业的计划招生名额是60人,共159人报考,却只有13人过了国家线。她又查阅了往年的报考情况,发现2013年计划招生名额是50人,只有9人过国家线。

从2009年开始,全日制专业硕士(以下简称专硕)在研究生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扩大,在研究生学位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0%上升到近一半,教育部称,到2015年将使二者比例达到1:1。

然而,随着招生名额年年增多,除了少数名校,报考人数却没有相应的增加。以法律硕士为例,过线率低、计划名额招不满,最后只好通过调剂来填补空缺的现象,已经在不少的专硕招生中出现。

法律硕士实行国家联考,全国所有考生都使用同样的试卷。然而,在研究生招生单位中,只有34所高校拥有自主划定招生分数线的权力,而且全为985高校;其他高校则被划分为A区、B区,由国家统一划定分数线。区内考生达到国家线是最基本要求,如果未能通过国家线,就无法参加学校的复试。过线率低的,往往是这些不具备自主划线资格的高校。

一所非211高校的法学院教授将这34所高校比喻为“”,其他高校则是“备胎”,其社会认可度和受追捧度都无法与34所相比,在专业硕士这一新兴事物上体现尤甚。由于只能根据国家线来招收学生,招到优秀的学生变得越来越难。

女神与备胎,高校的悲伤故事

非名校过线率不到十分之一,名校分数线却年年走高

李睿(化名)是山西大学法律硕士专业的学生。在她考研的2011年,专业的计划招生人数是50人,她考上后发现,自己竟然是唯一考过国家线的学生,其余49个名额都得靠调剂填补。她所在的山西大学法律硕士专业,近几年的情况一直不容乐观:计划招生人数都在30人左右,但每年过国家线的都只有一两个人。

苏州大学2012级法律硕士闫敏(化名)也对复试印象很深:“我们报考专硕的总共才12个人过线,但专硕计划招生五六十人。”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“我感觉报考的人数还没招生人数多”。

同样,郑州大学2010级法学硕士李若水(化名)也发现:学校法律硕士的招收人数是40人,然而,很多都是调剂过来的。“主要是报考我们学校专硕的人少”。

在法学名校西南政法大学,近年来的法硕分数线也呈走低趋势。这所非211高校今年的法律硕士(法学、非法学)专业的分数线都为315分,仅仅与国家线持平,已经连续两年接受调剂生源。在学校3月24日发布的调剂公告中,专业硕士共有100个调剂录取指标,报考学术型硕士315分以上的考生都有机会调剂,这一要求比去年还降了10分。

其实,苏州大学的法学专业一直是学校的传统优势学科,从民国便有“法官出朝阳,律师出东吴”之谓;郑州大学的法学专业也曾是1977级最早一批开设法学专业的四所高校之一,也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。在教育部的一级学科整体评估中,苏州大学和郑州大学并列第19位,然而,其招生自主权、生源质量都远远比不上同一排位的华中科技大学。

“不同层次的学校,所享受到的资源相差太大了。”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涂艳国说。非名校即便拥有优势专业,在招生上也越来越处于劣势;与之相应的是,985高校专硕的招生却是年年走高。

就刚刚公布的各校法律硕士分数线来看,传统的“四大名校”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的分数线基本上都比国家线高10~25分,最高的高出35分。人大2008级法硕学生李静记得,当时计划招100多个人,最后的录取比例接近1:100。武汉大学2012级法律硕士范磊说,2012年,武大法律硕士共计划招280人,报考的人数高达三四千人,招考比例超过1:10,复试分数线也是年年都比国家线高10分左右。范磊所在的班级里总共43人,本科为一本和二本高校的学生占到了70%,他的室友都是从上海交通大学、武汉科技大学等一本高校考进来的。

在拥有自主划线权的34所985高校里,法学专业不那么著名的重庆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过去几年的分数线曾经都低于国家线,但今年,重庆大学分数线上涨了20分,高出国家线5分;华中科技大学的分数线则首次与国家线持平。

“相对于所谓的专业实力,大家更看重学校的综合排名。”正在准备法硕考研的武汉工业学院学生王君(化名)说,考生认名牌学校,却不认非名校里的名牌专业,是普遍现象。

非名校专业硕士成“备胎”

在招生需求年年增加,生源质量却下滑、过线率不佳的现状下,一些非名校的专业硕士已经逐渐沦为“备胎”,大部分名额都要靠调剂才能录满。

闫敏本科毕业于大同大学,他坦言,“选择考苏州大学是因为相对好考,我本科的学校比较差。”像他这样直接报考苏州大学的学生,“本科学校大都不怎么样,司法考试也没过,不少都是江苏一些地方高校毕业的”。虽然在他现在的室友中,也不乏一些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“好学校”的学生,但他们都是考清华、北师大等名校失利,才调剂过来的。

与李睿同级的杨祖(化名)就是从学术型硕士调剂过来的学生,“专硕成了学硕的‘备胎’,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。”他说。

这导致许多学生在法学考研路上都会采取这样的策略:先报学硕,考不上再调剂读专硕。事实上,许多学校在学硕完成初试筛选后,惯常的程序也是建议落榜的学生调剂。“在学硕参加完复试没被录取的,老师都会直接打电话问愿不愿意调剂到专硕。”

苏州大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承认,报考学术型硕士的学生往往是应届生,而报考专硕的学生中,很多都有过工作经验,他们抱着来给自己“镀金”、增加就业砝码后再回归社会的想法考研。对于老师来说,显然更喜欢应届,“他们的基础更好”。

因此,在专硕生源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,通过调剂来保证生源质量,已经是许多非名校的无奈之举。

就业导向使专硕遇冷培养模式尚不清晰

对于专硕招生名额的迅速增加,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元轶就感到不太适应。他指出:“两者的区别,有时候仅仅体现在毕业流程上。”

元轶认为,目前的导师、培养方案都使专业硕士没能彰显出自身的优势。“我们导师自身也要反思。国内的一名导师往往都指导多名专硕,这本身也影响了教育质量,有些导师直到学生专硕毕业,也未必能够记得清学生的具体情况”。

在元轶看来,学生对学硕的追捧既是出于传统思想的原因,也是出于就业的考虑。“中国人选择接受教育的思想一直都如此,对所谓实用性的方向总觉得不够阳春白雪,同时,就业市场的反馈也还不够明显。”

“在人们的观念里,就是认为学术型的比较好,现在用调剂还可以满足专硕的招生,要是不能调剂,情况会更糟糕,可能完不成计划。”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说,“导师的上课习惯、考试习惯、思维定式和对学生的偏好,都是倾向于学术化的。学校也觉得考学硕的学生生源好,这就像人们对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的看法一样,觉得重点高中学生素质更高。”

涂艳国也表示,就他接触的学生来看,学生更多考虑的是就业问题。“因为用人单位看出身,所以学生也会更注重学校的名气。就算有些985高校的专业不是很好,学生也会更多地考虑这个学校,而有些非名校哪怕有很好的专业,生源也不好。”

但他仍然认为,究其根本原因,“是因为专硕的设置并没有更多地考虑办学规律,还是为了解决生源出口的问题。”涂艳国说,尽管从理论上来说,专业硕士的主要生源应该是在职人员,但为了缓解扩招后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而开放全日制的专业硕士学位,导致了目前的现状。

他以自己所在的教育学专业举例:专硕的学制是两年,要求实践至少一年,但事实上,上课、实习、毕业论文在一年内完成不太可能,这便使得培养质量大打折扣。同时,全日制的专硕学生其实在找工作上也没有什么优势。“社会需要的是实践能力强的人,但本科的师范生都不好就业,更何况专硕的很多学生是由于无法就业,从二三本的学校考过来的,培养出来的人远远超过了社会需求。”

“专硕学位的设置和培养还是应该更多的考虑社会需求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招生。”涂艳国表示,很多普通高校并不具备培养专硕的能力,这样大规模开放专硕的培养单位,只能进一步败坏专硕的名声。

他也建议,在现有情况下,学生在选择时不应有太多功利的考虑。“有些好学校的资源有限,对学生的关注也有限,甚至不把学生当回事,这对学生的发展并不是好事。在某些普通一本或二本学校,只招十几、二十个人,导师带起来反而会更用心。”而对于教师而言,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和培养方式的改革。“很多教师的观念没有转变过来,还习惯以学术型的标准来要求专硕学生。”